课堂教学和课外科普如何携手

发布者: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:2013-09-07浏览次数:70

    日前,国内最负盛名的科普读物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迎来了第六版问世。据报道,新版由110余位两院院士出任编委会委员,数十位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担纲分卷主编和副主编。如此阵容足见出版方的重视和期望,同时也反映出某种内心不安:科普在当下中国过于寂寞了。

  据报道,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自1961年初版首印以来,发行量已超过一亿册。1998年,还荣获“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”,这是科普读物第一次获此殊荣。然而,从1999年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推出“新世纪版”开始,销量逐渐减少。2008年,出版社就有修订之后出第六版的打算,但直到2011年才“下定决心,顶着各种压力也要做”。由此可见科普读物生存之艰难。

  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受欢迎程度下降,同这套丛书自身有一定关系。紧跟时代变化,是半个多世纪中,各任编辑的共同信念,这大体上是成功的,但有时跟得太紧,会被一时情势所左右,最后失去了科学本身的精神内涵。最近还有人旧话重提,1970年出版的第三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中,第一册第一页就有:“为什么我们计数的方法大都是十进制的?1.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:要胸中有数。2.因为手指头只有十根。”现在看来,第一个回答完全与科学无关,第二个回答也不符合科学要求。

  然而,真正导致科普作品不那么受青少年待见的,还是现行的学校教学方法,更宏观一些,则是当下国民的普遍心态。

  新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出版方负责人强调,这套丛书注重“传播知识,更注重科学精神、科学素养的传播与培养”,以“为什么”作为书名,本意就在于此。但问题在于,科学精神又是由什么构成的?按照最简略的说法,科学就是“有条理的怀疑”。“怀疑”说的是对真理的追求,这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。科学就是一个已经得到确认的理论和方法,不断被怀疑、突破甚至被推翻的过程。而要推翻前人的结论,必须有依据,所谓“有条理”指的就是一有可验证的事实,二要符合人类理性的推导规则。因此,科学精神从怀疑开始,而怀疑离不开观察,没有发现便无从怀疑,离不开必要的知识准备,什么都不懂,不要说怀疑,连观察都无法进行。有了发现,有了怀疑,然后展开推导和论证,所谓“实证科学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然而,现在的学校教育中,灌输给学生的结论不少,引导他们观察,鼓励他们怀疑,则少之又少,甚至大部分学习都局限于对已有结论的死记硬背。有些教辅硬把一篇课文简化为三个问题,然后把思考问题简化为记住这三个问题的答案,学习课文不用理解文章本身,考试时对号入座就万事大吉。如此既没有观察,又没有怀疑,连思考都没有的教学方法盛行之下,科普如何找到进入学生大脑的通道?

  学生要有观察能力,必须直接运用感觉器官,获得第一手材料。新版在准备阶段,广泛从学生中征集问题,其中“为什么茄子会浮在水面,而土豆会沉下去”一问,让科普工作者和编辑大喜过望,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孩子通过观察生活而形成的个人思考。相比之下,现在课堂讲授的都是间接知识,而不是让学生获得直接感受,一些学校连化学实验也从学生动手操作,改成了强记实验过程,因为“高考不要求动手操作”。

  相对于第一版大量看起来很简单的科学问题——“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”、“蚕宝宝为什么要吃桑叶”等,新版增加了不少诸如“钢铁侠的盔甲是怎样炼成的”、“牛奶里为什么要加入三聚氰胺”这样的“时尚”话题。看上去好像是进步,其实在科学精神的培养上,却是大幅度倒退。因为第一版里的问题是孩子可以直接观察的,而最新版的这类问题或者来自影视剧,或者来自新闻报道,不是青少年能够直接观察到的。科普读物要传播科学精神,不但应该回答青少年观察之后提出的问题,更需要刺激他们去观察。离开了观察,科学很容易重归玄学思辨的老路。

  学校注重结论性知识的教学方法,根源在于当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功利主义科学观。利用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性知识,尽快获得功利性效益,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理定式和思维习惯。更糟糕的是,当疏于思考、懒于思考、排斥思考、鄙视思考成为流行,其影响甚至进入课堂教学,导致青少年对观察、发现、怀疑、推理、实验、证明等科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兴趣寥寥,到这个时候,科普教育的基础即使不能说荡然无存,也就岌岌可危了。

  有人会说,社会环境和课堂教学越是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,就越需要更多的科普读物,来弥补不足,矫正青少年的思维偏差。话说得不错,但任何读物都不能脱离读者的认知方式和阅读兴趣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命运浮沉告诉我们:不追随青少年的习惯,必定会被抛弃,无法实现本来的宗旨;盲目追随他们的习惯,虽然得到接受,实际上却在强化青少年已经形成的不良习惯,最后同样无法实现初衷。

  当前,在学校教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,要靠课外读物去纠正课堂教学的偏差,不是缘木求鱼,也是事倍功半。如何让课堂教学与科普引导相得益彰,一起促成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,应该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者与科学家包括科普作家的共同使命。(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顾骏)

《中国教育报